華人出洋潮始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清朝。事源因為長年戰亂饑荒，令華人對外憧憬而發，有財有勢者自有出洋之法，無力出洋者要麼自行偷渡，要麼賣身出洋。他們幾乎是以陸續成外強殖民地之處為跳板出外的。而站於列強角度，奴隸制廢止，勞動力減少，華工之眾足成奴隸的替代品之一，包括港英政府也有官員包庇並讓這些勾當暗地進行。出外華人因文化差異，囤積並與同樣到此的秘密結社合流，建立唐人街。
這些華人從一開始就不受觀迎，因為約滿的人自會落地生根，他們缺乏教育、言行惡俗、又不願入鄉隨俗，並搶奪下層工作。另一邊廂，移民政策未有，風氣也是奴隸制度廢止，大愛主義當道之時。如此問題不斷膨漲：華人所到之處，不需很久就會有人加入排華。排華運動在美國初發，並逐漸擴展全球，80年代排華法案在美國國會正式通過後，各列強政府也承受不住，陸續因群眾壓力通過，移民政策終於誕生。此後四十年，華工出洋量銳減，一方面是因為香港轉型。由於香港開埠時資金不足，仰賴着鴉片和華工出洋的輔帶收入（運輸資源、隨華工而去的日常物資等等），排華法案通過時，香港正轉型往工業和轉口，因此香港由輸出人材變需要人材，反汲華人帶人力和知識回港。另一方面是前述排華政策影響，以及華工海外作業也七七八八。越少政府和商人需要大量華人為他們工作，另外也早有大量華工和華僑留在外地，更無需不斷輸入他們了。
由此，孫逸仙在搞革命時得華人相助不少。一是他們在海外待遇不好，有着濃厚家鄉情懷，因此很樂意為他建分部，搞宣傳。二是他們逃離了清朝苦況，在紛亂中仍能在外地能順利生活的有着與清朝民間無可比擬的積蓄，他們透過分部損錢去支持革命。
言歸正傳，海外華人之於今日香港，對香港反社會行動還能起到甚麼作用呢？幾乎是金錢，次之是選票和論述。先是金錢，一些組織成員早有定期到海外籌集經費的習慣，或今科技昌明，可透過網絡轉帳。選票即尚有選民資格者，會在投票日前特地回港投票。論述乃因為香港文人主張以陳雲之後走向百家爭鳴，如城邦、歸英、民族等等。又以陳雲「城邦自治」最具體詳細，從建國、自治、管理、外交都有細述，其他均無法比擬。
至於實際戰力，因為人身在海外，當然近乎沒有，能期望都是以後為組織建立海外分部等等。即使說回19世紀，出入境不如今日嚴密，還是很困難的事。例外有同盟會暹羅分會會長葉定仕，他是香港原居民，因被擄走而成華工，雖曾飛黃騰達至做駙馬，之後隨逸仙組織革命。他甚至找方法把華人送回去參與革命，甚至親自帶領並平安歸來，他無疑是一個傳奇人物，也因此是個例外。再者，就當時背景，因為缺乏歸屬感，這些義士多半沒家室的人。反觀今日，移民在外地已受人權保護，待遇與當初出洋潮好太多，移民能適應就落地生根（否則又有本錢回巢），要他們去抗爭負擔也太大。
我不同意「贖罪券」之說，更準確的說，這不可以一概而論。香港人不會只有逃難一個理由才會離港，也不是不准離開香港，也不是離開了就不能出半點綿力，這講不過去。另外，海外資助是強大的，他們無需承受暴政下的負擔，更易儲蓄金錢補助。
因此接下來就是應否依賴海外資金的問題。首先，無論金錢多少，終歸都要人手實幹，勞力和論述始終是最關鍵的，也就是說，戰力不足的話這些金錢作為也不大。其次，當一個人久居外地，捐錢心是會消磨，這種心志遠去就不成戰力，加上時間一久，他們下一代對香港感情不足，就會逐漸疏遠。
最後論時勢，香港政局越加嚴峻，如今早已彌漫着決戰的氣氛，在地抗爭者實不應仰賴這些金錢苟延殘喘，而且繼續浪費着這些資源去換取失敗也是抗爭者的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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