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旺角一役以後，自警察內部流傳出一-篇他們對管理層發的20項不滿，總括而言，這反映現今警隊訓練沒重視團隊、原則和規則教育，反而重視教導警察仇視人民，以求他們成為散播仇怨的瘟疫。每個訓練出來都想做英雄，讓他們成為自視高人一等，絕對正義的制裁者，只要眼前誰不服從，即使一槍殺掉，由於自己就是正義化身，殺的就必然是邪惡，不單不需要負責，更要受嘉許。
這正如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主張，中世紀歐洲多國要把死刑轉向室內，最後甚至廢除，除因為刑法有違人道，也是統治者們的折衷做法。因為他們也發現刑法除了是彰顯威權的表演，當社會黑暗時，行刑反而會製造民怨，繼而製造更多亂數。因此，統治層讓社會發展對人民的控制也由公開羞辱轉向監禁改造，由明顯到暗地的模式發展，這發展方向早在死刑廢除前已可窺見，到死刑廢除後，監禁成為死刑替代品及各國社會發展的參考對象之一，亦造就往後警察社會這一概念。
至於香港政府，正是一個警察社會。政府教育警察把社會看成監獄，每個百姓都是囚犯，家就是監房，他們就是獄卒，每個囚犯都有原罪，囚犯責任就是醒來時勞動，勞動完就回監房睡覺和等待下一日的勞動，獄卒的責任就是把不勞動不回監房的囚犯懲治，他們對囚犯擁有絕對統治權，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得到監獄長許可，包庇和鼓勵。
但從20項不滿清單看，這超過了傅柯對警察社會的描述。就如共產主義傳到大陸就產生異化一樣，警察社會制度在大陸也異化。香港的警察訓練，似乎是由警察管治當成是放任警察統治。因為這些獄卒甚至認為即使殺掉囚犯也是可以，因為他們被肯定自己就是正義，因此所做的就是正義，正義討厭的就必然是邪惡，消滅邪惡是正義義務，因此消滅囚犯只是履行作為正義的義務，其他人都必須認同，否則他們都是邪惡。也就是說，香港政府不單把香港社會變成警察社會，甚至放任警察讓他們覺得自己有生殺大權，也反璞的容許他們去公開羞辱。必須強調，這是矛盾和愚蠢。這是因為他們始終不是統治者，他們是實際統治者的棋子，然而統治者教導棋子，讓他們自以為自己都是統治者，這必然將會造成混亂，因此目前出現警察試圖克上的情況，難保遲早會有例如警察失控周街開槍殺人的情況，也是可能發生。而警察每一次繼續他那喜歡眾目睽睽下殘虐示威者的嗜好，當然也是在玩火，旺角一役就是證明。
當然更可怕的是仍有為數不少被當成囚犯的人主張要愛這些獄卒，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畸戀。他們長期在這警察社會運作下馴化，甚至將這行為視為合理，因此當人反抗警察，那就是反常和破壞，對他們來說，即使他們口說民主，口說自由，其實都是在警察社會手掌心之上的東西，他們沒真正考究甚麼是民主和自由，只是鴉片的不同品牌而已。
這樣的局面，即使港英政府也不會這樣希望。英國是前列強，它有稱職的殖民教育4，縱然有警黑合作的可怕時期，但在港英時期我們還可以找到無數比現今更好的，處理民變的做法，而從幾位近末代的港督政績表現看，香港原來發展軌跡，並不是全打算把香港推向警察社會，而是讓它成為四片八穩，帶着不同可能性的社會。而且以文明發展常理來說，社會職業應該隨時代而越為專業，如美國消防員不單要救火，還要有不同技能，例如他們會要求消防員有學士甚至碩士以上的醫護水平。然而，香港政府是濫招的，只要你讀那個讀了等於沒讀的毅進就有資格，那根本就是請打手而已。由此，港共政權明顯是不懂玩這遊戲，他不單想把香港改造成完全的警察社會，甚至想在其之上，加入他所謂「靈活」一面，然而從結果論，這警察制度與其說是港共政權的侵略武器，說不定會成為他們無法控制的一頭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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