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史讚：百年不成，千年

　　無論此前讀了多少古今不同類型的日本名著，始終都想讀一讀日本文學史。因為我想知道日本文學發展的脈絡，觀察小國的人們如何發展他們獨有之文學。 

　　中日韓孽緣之始，以前和漢族接觸的人不過是收到盒子而已，打開它的還是聖德太子。日本遺使不過七次約二百載，但中止後隨即劍指逐漸衰弱的唐朝，之後稍事休息到戰國時又出征了，再到清朝甲午戰爭終於成功。日本對中國一直有盜國的野心，這種執念長達千年，今日從我們的角度會認為日本很可惡，但從日本人觀點卻相反：如果不做點甚麼遲早會被中國「吃」掉也說不定。尤其在日本文學史上不少作家都懷抱着這樣的心情奮鬥着。

　　日本一直沒有文字，人們靠口傳和圖象記錄和發展文明。當帶着遠較複雜的華夏文明回來，很快就消化不良：文化排山倒海湧入，令貴族依存，文化幾近失去步調。就和中國周邊其他大小國一樣，即使強大如蒙古和女真，當他們成功侵佔中國後都要思考應接受華夏文化到何等程度就該止步的問題。

　　文化之爭總是無孔不入，要來往往硬踫硬，誰的文化底蘊不夠厚實就要被蠶食。日本長年都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下，首先在隋唐潮流之中文學家力尋定位，總算有些頭緒時，佛教開始大舉傳來，捱過以後朱學也來參一腳了。

　　但在這樣的衝擊卻培養起他們的國魂。日本做了數千年小國，一直面對隨時被華夏鯨吞的憂患，尤其對自國文化不大關心的貴族任由新學傳入，文人各分成傳統和漢文兩派相爭，仍能發展出像物語、俳諧、淨琉璃等獨有文藝體裁。例如松尾芭蕉發展俳諧時，就被學而優則仕的朱學學者批評為「不中用」者。但他悠然自得，一生人都在創造神話，廣收弟子。

　　日本人對文化入侵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他們有「大而化之」的野心，這有賴於禪宗的傳入和神道教的發展。禪宗不求人信奉原教旨，主張修行者務要找到屬於自己的方法才得正果，這種主張多少成為奮鬥者的強心針。神道教仿似無視宗教之間的抵觸，盡融於一。結果二百年不能追及，就用上千年時間，力圖將華夏文化據為己有，還化出了自己獨有一系。今日日本文藝已成世界不可忽視的存在。

　　今日在全球化底下我們都遇上同樣狀況。就比如我們太受落於西洋文學的分類，甚麼都用它們的戲劇、小說、詩歌理論去和自己文化的作品比較，繼而因不合乎標準就自卑起來。司馬長風《新中國文學史》批評過，在五四運動時新秀們高舉大破大立，摒棄不應摒棄的華夏，又拒絕起國際，誓要無中生有，創出嶄新一面，結果引風入肺。他們越變自卑，懂事的早就回巢重新出發，有的就對不同國度文化產生依賴，表面假裝孤高，一旦被頒個甚麼獎，被某國賞識出過譯作就飄飄然了。有的學者甚至高舉他國的文學理論批評自國文學，說它們不從世界標準，這實在愚不可及。究其原因，是由於中國每每長期做大國時會過得太優哉悠哉，到處於弱勢時又會忘了怎樣應對。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勝者謊言，懦夫藉口。西洋文學的「一致」不外乎因為以地中海為中心，長年紛爭下互相影響所成，但各國之間仍重視自身文藝發展，畢竟各自有其文化脈絡，各國文學發展也是大異其趣，就算用同上一標籤的文體也不一定能全然等同。就算一不涉紛爭中的東亞國家，尤其是至今仍抱着自卑心態的中國也要明白此理。

　　中國文人對自己的文學發展，本就不是相當重視，又因為長年做大國，少有對手與之切蹉。因此到要為它們說些甚麼時，總帶點自卑，致使面對新物與之比較，也不懂應如何反應。就如古時文人會喚詞作詩餘，稱曲為詞餘，待到習以為常才能分庭抗禮。又如宋朝柳永曾把詞學發展至頂峰，使詞文化傳到老遠，卻最終只有孤寂，後代不少文人都學他來起家，卻因怕被嘲笑而不認他，甚至刻意貶損，至今日賞識他的本地學者還是遠比討厭他的少之有少。又如現代不少學者愛把傳奇、變文、話本、筆記等都置於小說一類，再用西方標準踐踏。他們任外人為自己扣上頸圈，再不能帶領時勢，只有跟着人的步伐走。從此少有會憑平常心去欣賞和還它們一個名份，如此旁置百年。這樣的工作卻要外國學者去做，他們發展出「漢學」，倒過來吸收華夏文化，反叫我們禮失求諸野。說起來，「大而化之」雖是中國話，但這對本身就大的中國理所當然，是吹牛用的成語，因此每當此國傾倒時國人才會發現這句話的沉重。果然大話在高處時當然動聽，患難見真章。

　　反觀日本度過長久歲月，又在戰後再入谷底，到稍稍回升又因爆破而沉寂。它的對手也不再只是中國，更是全世界。然而在這樣窘境之下，他們仍能找到方法令自己繼續照耀於世，每次倒下總會有憔悴之時，緊接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逆流而上。縱然今天越多日本人已經屈服在全球化淫威之下，我們尚能目到為數不少仍懷着那份「志氣」的人在奮鬥。他們毫不以自己傳統文化為恥，反能歷久常新。他們的傳統邦樂歌舞在現代樂壇尚能大放異彩，新文學即使何種形態也能在世界各地撒種，異國國民自小夢想可一穿他們的傳統制服。實在令人不禁相信，說不定在某個時點，他們又會站立某個頂端，再度傲視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