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然耳，答案是「不知道」。不過回答不知道的情況似乎並不普遍，一來是受主觀左右，二來是分不到作者是推測還是說明，也可能是大家都把推測和說明混淆了。詮釋而言，合理就可以；敘述而言，單是合理並不足夠。敘史是要據史料內容所表達，經過歸納和辨偽而著述，因此附證是首要功夫，否則只流於臆測。這也是讀者需要注意，畢竟事實和真實不能完全等同：前者只是可能性，最多只可作為備案；後者才是實際發生的內容。史家寫書總會到無法下定論的地步，這時可能會留下研究方向或發表主張以表示：雖然不能肯定，但據前推之，往後發展剩下某幾個可能。
不過這也是讀者和作者常出錯的一個地方，就是將可能視為必然。在立論情況下，未確定的事硬生生下定論判斷，主張過去事情變化，甚至立論，這限制了研究方向，較嚴重的，在未有把握的情況下定論並推展，別人從根本的地方攻打，就會連根拔起，往後的地方也會受牽連，甚至遭全盤否定；在讀者立場上，未肯定就偏向一方，虛心學習發現有所抵觸時尚且可迷途知返，但執迷不悟就難以回頭。
史家著史，應基於準確的原則，歷史是從史料所能表達的內容，這同是史家義務，所以有些史家各抒己見的時候，會用多半、可能、以為、應該等詞彙標示這是猜測。
但這樣的提示私以為並非義務，一方面，讀者本身都要有兩手準備：一是考證，以防史家失誤，二是分析，對於作者推論，在內文證據能否得出，從而判斷它所說是推論還是有其他可能性。有效方法除了多想，還要多讀。
另一方面，以上所述的情況只是原則性，只能盡力而為。其一，準確是史家的二律背反原則：史家著史須儘量符合史料內容，也就是歷史轉述和主張闡釋也要能在史料中得出，內容要客觀，追求史著的真確性。然而完全客觀並不可能，因為人著史會受主觀所左右，因此完全客觀是一個史家只是要遵守的原則，也所以史書理論上會反映作者的立場、想法和角度，而史家務求自己主張準備，就會著重史料真確性。
其二，史料也可能有被推翻的時候。文字史料，尤其述史史料，常有傳抄失誤、後人修飾等問題，還有可能作者取材和著述問題，如內容取材自小說、報假數、統治者為正統性而纂改內容等情況，因此準確與否是按現階段而言。也就是合理是備案，定論是暫且採信。所以要不斷考證和有內容隨時會被推翻的準備。
其三，之前略有所及，史著內容只反映作者角度所見，其可信的往往只有大概，詳細部份除了確切證據所示，都不應盡信。例如中國歷史「正史」是由新朝史官所撰，受皇帝採納而定的舊朝史著。正史與其解「正確」，不如解是維護朝代「正統」的史著，因為正史有成王敗寇的公式：舊朝末帝昏庸無能，新朝皇帝英雄蓋世，這樣可以為新朝塑造天命所歸形象，而非僭越奪權。但正史所記不一定是真確，如制度不善影響，國事拖延，到末帝已經返魂乏術，這時有人乘虛而入謀反，這種情況也是講得通的，所以要其他史料以助批判。另一方面看，史料所述都只是事件的部份，它是從述者角度所寫的內容。由於我們無法親身經歷，我們只能將述者所說的視之為過去，又用正史例子，既然正史是以統治者為中心，那從平民或其他種群的角度，假設由他們著史，同一件事可能會出現不同詮釋，所指不只可能是假的意思，還有是指定文本著述所未見或相抵觸，這些會成為歷史爭議之處。這也說明作者所想也會因未想到或受時代局限而想不到一些內容，而我們也無法確知到底所說的就是全部。
補充而言，並不是所有史料都是如此令人沮喪。流傳實物如條約、奏折等公文，還有照片和各種考古發現和保存（這些也可以偽造，但大多可透過科學鑑證解決），引證很多歷史過程，甚至發現史書不見之處，如人類文明在文字發明以前的事、文字發展、還有一地人類累積文明而可追溯的時間等等。
以上長篇大論，是對史事記述而言（其他學科可能有不同系統，比如科學理論主要是經過假說推演，它的證實是通過理論分析和反覆實驗結果得出數據歸納，又經過種種計算和推理而不斷發展，而寫史是據史料表達，依賴史料本身，所以對史料尤為講究），要強調的是證據的重要及不肯定就回答不肯定的重要和原因。即使事情只有有發生和沒發生兩種情況，回答時，「都可能」也是可選擇的答案（當然你最好能提供這些可能性），如果茂然定論，不過是合理推測。
而無論史書著者或讀者，懷疑精神和追求準確都是需要具備。如論辨時，哪一方持較具決定性的證據往往是優勝一方。就以歷史方面的本土論述為例，強調本土價值，就不能隨便被決定自己的身份和背景，也不應隨意編定歷史。在歷史爭議上，矛盾內容自然不攻自破，但各有道理的情況下，即使一方較合理，所備資料較準確的一方，就能把另一方連根拔起。
史談
(2)謙遜與憂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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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謙遜與憂患
